苏珊巴顿与写不出来的非洲小说库切

库切画像

库切的小说《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洲小说，而是一部宣布非洲小说“死亡”的小说。这样说，不是要耸人听闻，而是对这部作品的一个实事求是的解读。这部小说于年出版以来，引发了许多争论，可以说毁誉参半，莫衷一是。贬者认为这部小说毫无政治见解，离激烈的斗争现实，枯燥乏味，道学气深重，缺乏必要的时代意义。褒者则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后殖民理论家，他们赞赏这部小说体现了后殖民理论所鼓吹的反抗精神，即通过改写欧洲殖民主义经典来反抗殖民主义。这些理论家一贯反对暴力革命，对革命作家不屑一顾，却津津乐道于为帝国英语制造麻烦的第三世界作家，认为作家的天职尽在这种语言的反抗中。

在中国，库切是近来被研究最多的非洲作家，凡研究者都绕不开《福》这部小说，但大家说来说去还是逃脱不了后殖民话语体系，将《福》看成是元叙事，看做一部非洲后现代或后殖民的文学经典。而能够成为公众讨论话题的则是库切的另一部小说《耻》，里面所暴露的是，在曼德拉治下南非社会暴力横行、白人人人自危的黑暗面以及知识分子的受难、知识女青年“上山下乡”被轮奸的命运，都很容易触动中国知识界的神经，参与讨论的学者已不限于非洲文学研究者。但是，公众范围内对《福》的讨论却没有出现。而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其实也没有形成对库切的深刻见解：他的文学价值到底在哪儿？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独特的贡献是什么？这些问题或许大而不当，也不易回答，但并不是不应该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而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文的目的。

被中国现当代文学滋养出来的读者大概不会一下子就喜欢上库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抱怨，他的作品缺乏精彩的情节，故事性差，人物个性不鲜明，人物的心理刻画不但不细腻反而常常不准确。库切酷爱使用女性作为第一叙事者，但这些女性心理别说在女性读者看来会莫名其妙，就算一个男性读者也马上能感到，这是男作家笔下的女性，于是诧异于为何库切不知藏拙？这些缺点加起来，就几乎宣布库切的现实主义手法还没学到家。如果你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现实主义、卡尔维诺优美的故事讲述能力和契诃夫精巧的小说结构，你一定无法容忍库切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粗糙。不光如此，库切的小说缺乏引发读者共鸣的强烈的情感要素，对人、对大地、对爱情、对友谊，库切都拒绝投入感情的赞颂。“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常饱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种浓烈的中国现代作家对故土对国家的情感，在库切作品中没有一点踪迹。库切不是民族主义者，他缺乏对南非祖国必要的认同，也缺乏对人民的信仰，这对于一个欧洲作家，或许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他越是克服了民族性，就越成为世界级作家。但对于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如果他的作品缺失了一个民族的立场，他的价值就将非常含混不清。库切的文学因为少了这份民族性，我们对他准确的聚焦就显得困难。如果还要继续分析他的风格，那问题就更大了。他的风格因为极度凝练而失去了所有的温润，因为过度理性而肃杀全部的诗意，一页页翻阅下来，如风摇枯叶，一树干涩而刺耳的声音，略无人间的温暖。一言以蔽之，你在库切作品里找不到感动、热烈和一切世俗的快乐。他写出的完全是一种反世俗性的作品，好像是修道院的产物，这让看惯风花雪月、喜欢体味世态炎凉、被世俗性的文化传统浸润的中国读者感到莫大的隔膜。

于是疑问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库切的作品好在哪呢？我们感到困惑，黑人作家和黑人读者其实也感到困惑。非洲的黑人文学尽管深受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但说到底，还是深深扎根于黑人口传文学的传统中的，这使得黑人文学充满内在的生活的热和力、语言韵律上的动感和有益于人生的教义。黑人文学和他们生活关系之紧密，那种强烈的集体性和表演性都是库切文学所没有的。而伴随反殖斗争和民族文学的建设过程，黑人文学也自然发展了启蒙和革命的双重主题，构成了第三世界文学普遍的内容。库切的作品既非启蒙也非革命，而是过于高蹈地远离俗务，一骑绝尘，驾鹤远游，不知所终。那么南非白人作家怎么看待库切的写作呢？简直可以用五味杂陈来形容。库切几乎砸碎了南非白人英语文学和阿非利卡语文学的现代传统，这个传统包含着两个根深蒂固的特征：以戈迪默为代表的深受卢卡契和弗洛伊德影响的现实主义写作以及将南非庄园的自然环境永恒化的田园主义风格，这两个最显著的南非白人文学的特征在库切那里荡然无存，库切和现实主义无关，库切和南非白人对土地深沉的情感无关。因此，作为一种风格、一种生活和一种信仰，库切都卓尔不群，完全无法归类。他的文学是南非文学吗？还是对南非文学的既有机体的无情撕裂？

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可去，那就是后殖民理论。是的，库切小说在西方眼里的全部价值是由后殖民理论家说明的。斯皮瓦克赞美库切，认为他的作品解构了一切本质主义的价值：文学的民族性、阶级性、人民性、表现性、所指等等，它使得一切在场的都失去了根据，换言之，库切的写作解构了第三世界文学的主体特征，同时也颠覆了西方对非洲的文学想象。澳大利亚学者蒂芬则认为，库切文学的母题是反思语言权力和质疑叙事权威，换成我们的语言，也就是说，“文学为什么人”从来不是库切的问题，也从来不是后殖民理论关心的问题，而“什么人有权力写作”才是库切文学思想的要害，因为这牵扯到“历史由谁叙述”的权力和真理关系问题。

中国的库切研究者也基本是沿着这条思路来处理库切的小说，特别是《福》，因为只有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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