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母的同龄人——从作者的讲述开始
爸妈终于回来了，是年3月2日的夜里10点。
爸爸收起那个能好好遮蔽2个大人一个小孩的黑伞。集聚太多的雨水顺着伞尖不断线滴落。爸妈显然在白天狠狠哭过，以至于周身都充满着与这雨天契合的湿润气息。他们在沙发上坐下，垂着头。
燕子，顾阿姨就那么一下子，跟着王叔叔去了，两人儿一前一后，三个月的时间，都才刚刚65岁。
与我父母不同，我和这对夫妇交集不多，尤其是这些年。也正因如此，在改稿会、采访等活动紧凑排列的那天，我没有去参加顾阿姨的葬礼，只是一早开车把爸妈给送到了彭州，便匆匆离去。有个印象很深刻，妈妈带着刚满6岁的我到城关的延秀小学去报名，接待我的正是这个顾阿姨，她是妈妈在广汉乡下当知青时认识的朋友，回城后到了这个小学工作，年恢复高考后读了大专，后来做到了教务主任。可惜没几天，我的户口有惊无险地落到了成都市金牛区，也就没去延秀小学念书。感着顾阿姨的恩，大节里随父母回彭州走亲戚常常去她家。爸妈说过，年我遇到了好人，先是并无一点亲缘关系的顾阿姨主动牵线让我读彭州当地最好的小学，又是主城区的警察局长——一个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甚至连一只烫油鹅都不肯收下，就特事特办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
烫油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彭州的特产美食，当然，现在早已被满街的“九尺鹅肠火锅”代替。
关于顾阿姨，我是知道的，他与丈夫王叔叔育有两个儿子，不偏不倚地，都有智力缺陷，老二尚存一点生活自理能力，老大则是川西坝子人嘴头货真价实的“瓜娃子”。大年初四的餐桌上，两个二十出头的儿子一左一右坐在王阿姨的身边，老大半瘫着身子，把头靠在母亲右肩上，一侧嘴角不断线流出的诞水，打湿了母亲那件藏青色的缎子棉袄——那棉袄是她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从春熙路中老年服装专卖店花了块钱买的，当然，过季打五折。王阿姨左手拿着一张手帕，不停地替儿子擦拭嘴角，右手给老大夹菜，一块排骨或几片菜叶嘱咐他小心吃：骨头是一定要吐的！坐在老二旁边的王叔叔则一面忙着招呼对面的客人快趁热吃，一面专注地挑着豆瓣鱼块里细如发丝的肌间刺，然后把小瓣小瓣的鱼肉放进老二的碗里。我犹豫地拿起顾阿姨刚刚夹过来的一只鹅翅膀，看着对面母子俩的举动，快速地啃了几口便匆匆下桌了。没事便在那不到80平米的屋子里转转，看起来收拾得很整洁，靠南的小阳台还有一盆假山石，种着虎耳草，养着几尾红彤彤的小金鱼，便饶有兴味地低头欣赏。一会儿，老二捧着一床棉絮进屋了，看见我便咧着嘴跟我打招呼，不料想却被脚底下的小凳子给袢了一下，身子一歪，那床棉絮落在了地上。我正待上前帮忙，老二已经把棉絮直接铺在水泥地板上折叠起来，随着老二有些僵硬的动作，微小的絮丝飘飞起来。顾阿姨端着饭碗站在房门口，儿子，能干。
（写文辛苦哦，劳请文末小小打赏一笔！）
那，顾阿姨和王叔叔都去了，他们那两个傻儿子怎么办？我问道。
大的送白水河山里的庙子，他们两口子活着的时候捐足了香火的。小的还能做点事，就在小学里头帮着看看门，饿不死就行，集资房的房产证你顾阿姨押给了学校。爸爸说。
要我讲，这就是命不好。妈妈仰起头来。
妈，你别说了，我知道。看着母亲又有点要哭出来的样子，我连忙制止了她的讲述。我知道她想讲什么，那段事儿我听过很多遍，但上了花甲之年的人，真的不适宜在这样春寒料峭的深夜重温哀伤。
年，顾阿姨的老医院。一个小时后，护士把小婴儿抱给母亲看，这位晚婚晚育的母亲在看到亲骨肉的瞬间几乎尖叫失声，她看到，那张肉肉的嫩嫩的小脸上，有一道深深的沟壑，霸占着人中的位置，横亘在鼻子和嘴唇之间。孩子是天生的兔唇，从医学角度讲，不算严重的那种，因为鼻腔与口腔并没有直接贯穿。医生赶来，劝慰着一直恸哭的顾阿姨，没事的，等孩子长到三岁就可以做手术的，效果很好。可顾阿姨不能接受自己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有如此缺陷。
她当然无法接受。更不用说小县城里，这样的孩子稍大一点，会听到多少关于“豁豁嘴”的戏谑。
妈妈曾经亲眼见识，这是个多么倔强好强的女子。知青们初到偏僻乡下，有一间紧挨坟地的草屋谁都不肯去住，包括男知青，于是迟迟不能安定下来。一旁的村民见状，一边讥讽着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胆小，一边放肆地讲着乡间流传的鬼故事。擦黑时分，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浑身簌簌发抖，那间草房更是成了鬼屋一般。我去住！少女顾阿姨站了出来，大家忙了一天，都累了，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村民和男知青都惊得连连吐舌头。我不怕！有好事者接连几天观察，结果这个女孩子压根没有任何黑眼圈的踪迹，脸色好好。住在“闹鬼”的小屋，干起活儿毫不含糊，不到1米6的个头，硬要扛二三十斤粮食，一年下来挣的工分是知青里最多的。
不行，必须尽快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不然，我受不了。产床上的顾阿姨向着医生和家人一直重复着这几句话。因为难受，顾阿姨甚至没有产出一滴奶水，血水也一直淋漓不尽。最终，王叔叔支持了妻子。老大三个月的时候，夫妻俩带着他医院做修补手术。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因为麻醉失误，手术过程中，孩子的脑部神经受到重大伤害，本该活泼聪明的男孩永远成为一个重度弱智、半身不遂的残疾儿。家人没有责怪顾阿姨的一意孤行，因为他们知道，她有多痛。老大出事后三天，顾阿姨头顶上的一簇头发便脱掉了，一辈子没能再长出来，直到死，也在头顶上盘着头发。
两年后，顾阿姨夫妻俩向组织申请生二胎。老二很快来到了这个世上，是个健康漂亮的男孩子。
嗯，老二很机灵，个头也大，到底希望是有的，王阿姨跟妈妈说。是啊，咱们这些人活个啥，也就为了孩子嘛，妈妈回话。
那时，王叔叔的父母已经过世，顾阿姨是家中老幺，父母年过七旬，已经没有精力帮着照看小孩。王叔叔与顾阿姨都在学校教书，也不能专门顾孩子。于是，两人从每月不到三十块钱的工资里，拿出将近一半的收入请了一个保姆。
哦，那时的保姆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主人家自己在乡下的亲戚，另一种是早先城里人没有工作的家眷。就像我奶奶没有单位，在我还没出生前就一直给别人家带孩子，以此补贴家用。顾阿姨家请的保姆是她同事的家属，孩子大了出去工作，自己也做事挣点零钱。
那天，保姆忙着给六岁的老大喂饭，却没看见老二蹒跚地爬上窗台，透过半扇打开的窗户，好奇地往下看。等她察觉到异响时，窗台上已不见老二的踪迹。从三楼窗台掉下的老二，被一楼的自行车棚弹了一下才落地，医院，保住了性命，却因为脑挫伤而留下了后遗症。
顾阿姨没有去为难惊慌失措的保姆，医院接回家，她就没有再请过人。只是与学校协商，她从教书转为行政，每天早上晚半个小时上班，下午早半个小时下班。多年以后，也正是这位没有被过分追究的保姆在小县城里四处对人讲：王家的老二，生下来就是脑筋不灵光，摔得算轻的，不过是为连生两个傻子找借口。
仿佛能听见命运的狞笑：你不是要强吗？我不让你读书你偏要读书，我让你认命你偏不认命，我要你把那两个傻子扔到福利院或者找个机会处理掉，你却非要养着他们，我想让你沉沦难受你却活得热情生动，你呀，就那么一意孤行挣扎着往前走，可是你，你知不知道？你，不过是我掌中玩弄的三千命数之一啊！
是呀，我们就那么一意孤行挣扎着往前走。65岁，生命的终点，顾阿姨与丈夫相互搀扶：要是生活还要给我们什么，我就收下它！
燕子啊，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看看我的同龄人，看看他们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辈子，就没有给别人、给这个国家去添更多的麻烦。爸爸感叹道。夫妻俩退休工资加起来不到五千，老大评的重残，每个月有80元钱补贴，老二一分钱补贴也没有……去趟超市轻轻松松地百来块就没了，80元能干啥呀？
爸妈在他们去世前常常看他们。那时王叔叔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举动费力；顾阿姨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还在坚持洗衣做饭做各种活路，老二在一旁打着下手；老大一如既往像个一岁孩童。这个家很破旧，但依旧整洁温馨。
客厅挂着一只大钟，老实的钟摆左右晃动，到了整点会响起布谷鸟的叫声，时光会倒回老城关的罗家还在陈卤大锅边悬挂售卖烫油鹅的年头。哎哟，顾老师，不吉利呀，莫在客厅挂钟，钟等于终，来屋里买白粽的居士婆婆说。这位七十多岁的婆婆与白水河的庙子主持熟识，她最先发现老大有“佛缘”的。不存在，挂了那么多年了，顾阿姨摸索着从墙上扯下一方塑料口袋打包粽子。在那个年深日久开裂发黑的大木桌上，是一大盆刚刚煮好冒着热气的粽子。附近的人都知道，顾老师王老师屋头的粽子好吃价廉卫生，咸鸭蛋黄是自己腌坛子里泡出来的，肉是到菜市场买的夹子肉，超市的肉都不要，嫌冻的。
顾阿姨是突然倒下离世的，据说是脑溢血，前后只有几分钟，去世时两个儿子都在身边。和王叔叔一样，离去的时候很安详。因为他们生前已经为孩子们安排好了一切，对这个世间，他们有太多遗憾却没有任何亏欠。
在这个深夜，我分明看到，随着回忆，一种柔软在父母的脸上蔓延开去。出生在“”年代的他们，二十多年前在国企改制的浪潮中离开自己的单位，如今虽有养老金保障，却在当下怀着满满的失落。如果，这是一个在高速发展中不断分化与与撕裂的社会，那么他们正是被撕裂的一极——虽然不是这个社会最彻底的失败者，但却可能是这个社会最无望的失意者。正是这样，他们已经很难从面上呈现出这样的柔软了。就像这样的深夜，平常他们早已入睡——准确地说，只是形式上睡着，脑子却在不停运转，被各种往事打搅着，失眠。但是，如果家里年轻人迟归，钥匙在锁眼转动的声音惊到他们，必会引发一阵怨怒。而在这个晚上，他们这样坐着，缅怀故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竟然打破必须早睡的习惯。
这些年来，我的父母蜷缩着，小心翼翼保护他们的信仰与认知的幸福。我看见，发黄的黑白照片上，肩膀垂着长麻花辫、体态丰腴的少女，穿着一身清爽的“的确良”，与漆着粗条纹的大客车紧靠着。我的母亲当知青后回城，在省长途汽车站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单位”，从年轻时母亲就常常挂在口中的词，带着一种归属感。如今原先的单位早已不复存在，可逢年有“工会的人”来看望，她总会预先做好准备，桌上满满当当摆上各种糖果。父亲则会常常追忆年轻时在厂里宣传科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殊不知，这样的自我保护，却令外壳却越来越坚硬，且不容侵犯，倘你用手试着触碰，便会生生吃疼。就像我认识的一位老作家，也是50年代初生人，当过工人后来从军，一路走来坎坷委屈不少，皆与时代相关，可他的作品颂尽“理想与道路”，难见抱怨。偶与他辩论，但见一脸坚定与激动，道理与事例齐飞，必要你服气方休。不论他的作品本身，单单是这样的执着便令我佩服——这颗来自于经历太多世事而站定信念的心。可他也有柔软的时候，6月份在江南我再次见到他，餐桌上低声对他说，今年我转业了。知道，你跟我说过，老作家抬起脸，语气像极父亲。我吃了一惊，这才想起，春节时我给他发过一个问候短信，仿佛说过这件事。我忘了，他却记得。
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同龄人——“50后”，当今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连同着众多兄弟姐妹，经历过饥饿、读书停课、红卫兵串联、上山下乡、招工回城、改革开放、独生子女、国企改制……他们中自然不乏光鲜亮丽，他们更饱含遗憾。于是，许多人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一面老老实实地做“时代的扮演者”，一面化身为山抵御生活猝不及防的挑战，以至于他们的性格成分中有着诸多让人“诟病”之处；当他们为人父母时，又把沉重的理想接力棒塞到儿女手中。那么，在他们老去、他们的儿女亦步入中年之时，他们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呢？
作为一个“70末”，我对“50后”的父母们充满好奇，想要去感受，想要去听说。更何况，不同的生活背景，会赋予每个人不同的性格和命运。于是，在3月那个哀伤追忆的雨夜后，我决定去找寻。
好在，这个世界很小。我通过我的亲缘关系，最终锁定成都的一个家庭为“主标”，由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延伸开去，走访了7个“50”后父母及其子女——社会本由一个个家庭构成，冷不丁陌生人之间也会发生某种联系。为了还原真实，接下来，我所有记录全部由受访者的声音、回忆、故事片段和实时情绪构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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