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水基金的中国情结

是变身美国那样乐于给予的社会，还是坠入巴西那样两极分化的深渊，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掌门人父子接触中国数十载，认为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

“这一带现在全是胡同，将来一大片高楼都得起来。”年，在位于长安街国际大厦22层的“世界之窗”内，一位创业不到10年的美国人望着窗外这样“预言”。屋子里，所有中国人都付之一笑。

这位美国人是瑞·达里奥（RayDalio），投资家，目前世界最大对冲基金----美国桥水基金创始人。很少有人了解，年，他将只有11岁的小儿子马修·达里奥（Matt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国，马修成了中国当时年龄最小的外国留学生。那年，瑞创立的桥水基金刚满20岁。

全球金融危机最深时，桥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宝座，掌管资产已逾亿美元，只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瑞成为继索罗斯之后，全球对冲基金界乃至投资界的旗手，他也很愿意被看作索罗斯那样的“入世的哲学家”，这令他成为决策者和全球金融市场最愿意聆听的人之一。

去年7月，桥水基金给客户的一份内部报告一反桥水此前对中国的看好基调，着重指出中国的债务问题，在全球投资界掀起轩然大波。其实，瑞与中国有逾30年的交集，他对中国有着极深的情感和经济投入，也与中国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近几年，瑞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慈善。“我做慈善受我儿子影响很大。”他这样说。马修说，父亲开始投身慈善，与“年在北京一所中学里听我演讲后的中学生并没有本质不同，由最初的怀疑到问该怎么做”。马修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年，马修创立中国关爱基金会，其后数年中，用约万美元的投入救助了约名中国孤残儿童。

这一对美国父子与中国逾30年的交集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一路走来的变化。在低垂的果实慢慢被摘完后，发展的单行线渐渐走出岔路。“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父子俩都这样认为。

“加把劲”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年的一天，瑞对他在中国的“左右手”、桥水中国区总裁王沿说。前路一侧在他看来是像美国那样乐于给予的社会，另一侧是类似巴西那样两极分化的社会。桥水基金的选择是，在中国推进公益事业。

年，达理北京基金会（DalioBeijingFoundation）成立，瑞说服大病初愈的中投副总汪建熙在退休后担任该基金会理事长。今年5月，瑞发动多位中美企业家出资设立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已经开班。

该学院脱胎于一次瑞在北京和盖茨的会面，他试图说服盖茨与自己一起干。“当时盖茨稍显犹豫，因为中国这方面的资金已经不少，盖茨说考虑考虑。”王沿回忆道。在随后与马云等中国企业家的饭局上，盖茨提及此事，一桌人都稍显沉默。

不久后，盖茨告诉瑞，自己决定参与。捐助计划不久成型，五位中美企业家在5年内每年捐助万美元，瑞和盖茨共出40%，三位中国企业家共出60%。

在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的张罗下，经过几年筹备，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于年11月成立，瑞在成立仪式上说：“当我和我的儿子第一次来到中国做慈善时，资金是主要需求。但随着中国的发展，资金已经不再缺乏，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了解如何更好地使用善款，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联合捐资设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的目的。”

这也是盖茨首次支持在中国建立公益教育机构，他说：“通过发起成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我们希望为那些愿意贡献自己的领导才能、聪明才智和丰富资源的人提供支持，共同消除不平等现象。”马云也出席了当天的成立仪式，“中国公益领域的人才资源极其稀缺。我们必须回到源头，从人才培养开始做起。”

年5月下旬，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开班，学院第一届董事会主席由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担任，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担任学院院长。

把儿子送到中国

瑞于年创立桥水基金。年，35岁的瑞第一次来到中国。那几年，他与中国金融界接触颇为频密，并与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

一次在位于长安街上的当时中国最高楼国际大厦里，他说，这附近现在都是胡同，将来一大片高楼都会立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认为小伙子第一次来中国，胡说八道。30多年后，国贸周边三座在建的超高楼仍在不断刷新“北京高度”。

“父亲会说，这只是常识。”马修引述父亲的观点说，中国有超过10亿无比聪明和勤奋的人，只要这些人被赋予工作的自由，并接入市场的力量，这能释放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而资金一定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流，中国的市场规模又足够大，中国人完全有权利和美国人赚得一样多。

马修是瑞的三儿子，恰好生于年。“有些时候，就是有缘！”他说。“缘”字的发音是地道的“京片子”。

“我第一次去中国只有3岁。那几年父亲不时到中国走走，有时会带上我。当时，我能吃的只有煮蛋和饺子。而现在，中国美食是我的最爱。”

马修9岁那年，一位与瑞有工作交集的朋友顾泽青在瑞的美国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临行前，她提出请马修到中国跟她生活一段时间。

“中国，那听起来很不错！”马修笑着回忆，因为在中国，常摊上在美国少有的饭局，“我沾的第一口酒就是在中国。”

马修来中国最主要的驱动力无疑还是父亲。“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于是我就被派来了。”

马修成为了当时中国年龄最小的外国留学生，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学习，独自一人寄宿在顾泽青家。“父亲希望让我完全沉浸在中国当地人的环境里。刚到中国时，学校里讲鲁迅，顾阿姨英语不错，但也翻译不太明白。”

“年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刚走进校门，同学们就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动物园里的新动物。”“但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让我大开眼界。”父亲在他小小年纪把他放到仍是另一个世界的陌生国度，马修是否曾有不理解？“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孩子那么小离开家人去海外读书会不适应。我的看法是，这事实上是出去看看的最好时间。此时人的心智正在成长、定型过程中，就像学一门语言、一个口音，在一定年龄前接触的，会真正成为你的一部分。我是幸运的。”

“当然，母亲在她年轻时旅行经历很多，也一直保有多文化的视角。”马修说。他的母亲出生于一个荷兰裔的美国望族，她的家族姓氏Vanderbilt，至今仍被纽约中央火车站旁的大道沿用。纽约地铁也有一部分是由Vanderbilt家族出资修建。

“俗语道，风愈劲、树愈强。我会说，挑战（磨难）越大，人性（民族）越强。如果你看中国人，那么多曲折的历史经历让他们变得更强。美国人也是如此，大萧条时候成长起来的人心理是最强健的。”马修说。

“富足固然很好，但是富足的悲剧在于，会让人变得羸弱，恰恰是挑战让人变强。一段面对挑战的日子，是每个人都应该走过的。”

很难断定，瑞的放心，是源于深信“虎父无犬子”，还是愿意在中国身上打一个赌。

马修的选择

在中国生活一年后，马修回到美国。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他说他“爱上中国”，因为身边的中国人。

“（顾泽青的丈夫）麦叔叔是一位大学教授，有课时他住在学校，但是他几乎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骑自行车来送我上学，然后再骑一个小时返回学校，前后可能要花上3小时。”马修说，“一些课因为牵涉太多中文字我没法上，学校的几位老师每天会花几个小时给我开小灶补习。

此后几年，马修在假期多次回到中国。16岁那年，他以美国知名的“童子军”（BoyScouts）项目身份在中国一家孤儿院待了一个夏天。期间他发现，只需花美元，就可以给兔唇儿童做治疗手术；花美元就可以为一位孤残儿童安排一个寄养家庭。“区区几百元就可以改变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样的需求又是如此紧迫，这一发现对小小年纪的我来说，很是震惊。”

假期结束回到美国后，马修开始挨家挨户地敲周边人家的家门，“我基本上是对所有愿意听我说的人说，您能不能支持一下这件事。”美国邻里给予支持的意愿也让马修有些吃惊。他获得的第一笔捐赠就达0美元，为多位孤残儿童安排了寄养家庭。

第二年，马修再接再厉，筹到的钱不只为孤残儿童寻找寄养家庭，也为他们做手术。

在此期间，马修创立了中国关爱基金会。年基金会启动之际，正是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前后，两国关系坠入冰点。“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加强中美民间的交流。”马修说。在此后两年半时间里，马修先后为基金会筹集善款50余万美元，并在天津福利院资助了50名孤残儿童前往静海县寄养。“此外，基金会还出资为15个病残孤儿进行了治疗。”

“记得有一次，我在孤儿院里看到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她有着整个孤儿院的孩子里最明亮的眼睛。我了解到有一个美国家庭希望收养她，但是没有钱飞来中国把她接回美国。于是我们出钱帮他们完成了这个愿望。”

这段管理基金会的经历对年纪尚小的马修也是一个极大的锤炼：由于需求巨大，筹到的资金有限，马修必须在选哪些孤残孩童做手术上做出抉择。“我何德何能，有权决定哪个小孩应该活下去？但是，我别无选择。”

5年，马修登上了美国知名的《人物周刊》青年版的封面。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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