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的路让人无法理解纪念我逝去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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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兢

至今，有谁能准确评说当年17岁未成年妹妹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妹妹她走了，我突然觉得是慈悲的上帝让她魂归故里北京了。要不是文革，要不是赤色思潮的裹挟，正常情况下，妹妹这么优秀的学生肯定要继续受教育到相当的高度，或许留学，然后顺理成章地干一种适合她的事业，她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有幸在年年初，参与由中国传媒大学郭老师主持的大型史实电视纪录片《知青岁月》的录制，终使我了却了隐藏在心头由来已久的、未能把我妹妹插队的故事写出来公之于众的某种负债般难以释怀的感觉。

我作为曾经的老知青，虽然赶上了改革开放，赶上了高考的恢复，三十多年后作为退休教授，享受着目前的退休生活，可我的妹妹却在年刚满27岁、在下乡插队的农村不幸早早地离开了人间。

后来我们终于看清，当时在农村，知青的所谓知识都派不上用场，只需“淌17世纪大汗，抡18世纪大镐，修19世纪土路”，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春季摇耧种地时使用的土机械，居然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两千多年前中国农民就使用的耧犁一模一样。

有些人以“青春无悔”讲述插队那段历史，其实那完全是一种骗人的鬼话，否则怎么解释后来知青争先恐后地逃离农村，也不会有年知青终于可以无条件地全部返城。

知青这一代人是被‘新中国’赤色思潮蹂躏耽误的一代人。知青大多数人后来被共和国的各种政策无情淘汰，先为解决在城市无法就业被驱赶到农村，后为历史下岗。我同意这样的评价：“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历史的结论只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总体上完全不是自愿的、是反潮流的、是违背人类文明的、是真正的反动。因此难怪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政策”是对历史、对民族、对我们这代人的犯罪。

下面讲的是我妹妹唐喆暂短生命所走过的、让今天人无法理解的心痛之路。

用专为悼念领袖的哀乐悼念一位知青,恐只她一人

年8月初的一天，我弟弟在单位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内蒙河套地区的加急电报，说妹妹病危，让弟弟连夜去内蒙(弟弟在家最小，因两个姐姐都插队而留在了北京)。为怕让我父母知道，弟弟谎称出差，连夜启程去了内蒙乌拉特前旗。

弟弟第二天到了乌拉特前旗，下车就直奔妹妹插队落户的长胜公社东胜大队东胜生产队。可是已经晚了，妹妹医院路上经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老乡们说，她是急发病倒在了她教书的公社小学课堂上，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这么离开了她的学生，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离开了北京一直挂念她的父母、大姐。

年绝大多数知青已经返城，北京知青留下来的极少，妹妹已成婚有孩子只得留在‘后套’农村。两年前由于当时任小学教员的知青都走了，妹妹被替补当了公社小学教员。在这之前即使怀着孕，除了生孩子期间，妹妹能出工就出工，干农活能吃苦又能干，加上婆媳邻里关系处得极好，最后在学校对学生又极其负责。所以弟弟到了村里，上上下下听到的全是对妹妹的赞美之词。

妹妹因公去世，公社决定给妹妹唐喆开隆重的追悼会，那真是史无前例的。弟弟说，公社各生产队能来的人都来了，黑压压一片人，那场面令他终生难忘。致悼词、三鞠躬、还用转为悼念领袖逝世的哀乐悼念他们十分认可的这位女知青唐喆，这种不幸而又隆重的事在‘后套’空前绝后、只她一人.

可怜的妹妹插队十年，当时刚刚满了27岁，丢下了三个孩子，最大的7岁，最小的才三岁啊。她独自一人默默地走了，以这种极端不幸的方式，离开了她正常成长的话根本不该去的内蒙乌拉特前旗。

年北京最早去河套地区插队的一拨知青

妹妹唐喆是年7月出生的，66年初三毕业，文革开始时她还不满16岁。由于66年夏在家她意外被开水烫伤，二度烫伤，当时妈妈被斗挨整，我在城里学校，弟弟小，家里无人照顾她，后导致严重感染，化脓久久不封口，医院(医院)，人家一听说是‘狗崽子黑五类’不收住院医疗，只得在家抹点药慢慢养。

就这样，文革初期妹妹躲过了在学校的挨打，她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现改为首师大附中)尽是军干子弟，文革时初中生爱动手打人，高中生一般很少打人，妹妹算是躲过一劫。进入67年，妹妹的伤口渐渐地封口后，听说北京中学生一批人去内蒙插队，去牧区或农区“与工农相结合”，随即妹妹萌发了想走的念头，因她觉得在学校一点意思也没有，整天瞎整人、胡闹。家里人当然反对她走，但她决心渐定，已经拦不住了。母亲无奈，自己挨整也朝不虑夕，照顾不了我们姐三，只好由她吧，送走她，母亲不知流了多少泪，作为母亲她无力保护自己还未成年的女儿，无限的愧疚啊，在那个时代，没有办法啊！

67年10月，第二拨上内蒙插队的北京各校集合起来的知青几十人，临行前在天安门前向毛主席像宣誓的一行人中，有我的妹妹唐喆，前往插队的目的地是内蒙河套地区，妹妹就这样去了内蒙乌拉特前旗农区(非兵团)，我们哪能想到十年后她竟然在那里与北京、与家人绝别。

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校团委直接发展入团

我66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三毕业，那时我已明白，由于出身缘故我根本无法入团。可是66年初，令我们全家震惊的是，妹妹在当时的北京师院附中(现在称首师大附中)破格地入团了，而且是在校团委主持的全校发展大会上，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被发展入团。

当时妹妹班里也就两三个团员，但班里的同学都对她服气。她是班长，不但学习一贯优秀，而且乐于助人，关心班集体，但为人向来低调，不爱讲话。当年留给我只有这样的印象，妹妹永远是早出晚归，但不知她都干什么，后来才知道她是一心一意给大家办好事，给班里同学带去方便和温暖，却从不张扬。大概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早已深入她心，大概她真的觉得“听毛主席的话”必须以行动践行，大概她真的觉得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路才是她真正的归宿。

她性格从小内向，不多言多语，看起来她平常得很，从来没有过争强好胜的‘进取’意识。我这个姐姐真不知道她何时变得那么有主意，真不知道她认定的路别人再怎么讲她也听不进去。插队多年，别人都走了，她也从不表示半点后悔。林彪事件后，我们都在想办法转回北京，可她就是要扎根农村，结了婚，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我无法理解她了。

走“与工农彻底结合”之路

知识青年当年是高喊着“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路”，随大潮稀里糊涂地奔向了全国四面八方的农村、牧区和生产建设兵团。但什么叫‘与工农相结合’？只有天知道！真正‘心甘情愿上山下乡’的，是少之又少，这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很快就逃离了。先是父母被解放的干部、军干子弟，他们有各种路子，凭着特权和自身的优越感，大约不到两年时间，都消失了；接着有路子离开的知青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各种方式离开了农村。直到恢复高考前，走不了的就像我妹妹这种少数知青，不是出身极不好的，就是家里没人的，或生活极其困难，或父母一点办法没有的。

我妹妹的表现与大家不同。北京知青一般冬天农闲时要在北京住两三个月或更长时间，直到春耕开始，才无可奈何地回农村的。我妹妹也回北京探视父母姐弟，但十年间，除了为医院整形缝豁嘴外，在北京待的时间从未超过两周。她说北京的生活她已经过不惯，马路上尽是汽油味，她甚至连说活已经习惯用内蒙方言，北京话却生疏了。我在69年曾从我插队的武川县去乌拉特前旗看望妹妹，令我吃惊的是，她已经能说一口非常标准的‘后套’话与当地人交流，只有和我说话时，才讲几句北京话。

到70、71年，他们村的北京知青已经几乎走光了(因尽是干部子弟)，只剩两个，我妹妹是其中一个。在走“与工农彻底结合”的路上，我妹妹随后的一个接一个的选择更使我们惊讶。我本人无机会、也无法探究她为什么那样抉择，她是怎么想的，她回京也从不多讲她自己的事，家里人劝归劝，但她总是‘我行我素’，把我妈气得没法。

首先是69年，大约后半年吧，19岁的她先斩后奏，不跟北京父母商量就结婚了，70年春节回北京探亲才告诉家人，而当时她己经怀孕了。春节她在家住了不到十天就回内蒙了。70年秋大女儿出生。接着，14个多月后，大约71年底或72年初第二个女儿出生，由于劳动过重，营养太差，二女儿发育不好，生下来发现是豁嘴(兔唇)。又过了不到两年，73年底又生下第三个孩子是男孩，四年内共生了三个孩子。

生下这个男孩后，心中有医院做了绝育手术，也不与丈夫、婆家商量，真叫有主意啊，也真叫让我及我父母目瞪口呆的。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她也不想多要孩子，但丈夫是他家长子，底下都是妹妹，我必须得给他们家生个男孩，这是农村的观念，我既然扎根农村，与农民结合，就得入乡随俗，我若在北京当然不会多要孩子，但我要在农村长期待下去，你们得理解。

她看上去并不痛苦，她还是北京姑娘吗？

妹妹决心扎根农村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在知青中，她劳动最能吃苦，我去她那儿探她，听到她的好多故事。老乡说，什么活儿她都能干，比村里当地女孩子能干。在‘后套’最苦的活儿是每年黄河的疏通渠道的泥水活儿。年年打春起，为了灌溉，得疏通黄河河套地区大大小小灌溉渠道的淤泥。我妹妹身高才cm,偏瘦，但她能挖泥，挑担，老乡说她真行，能在大堤上跑上跑下挑担。我真不知她哪儿来那么大力气，知青都逃走了，她就从不动心吗?地里的活儿更不用说，她全尽力去做。由于当年烫伤导致的两腿下肢严重静脉曲张，血流不顺畅，腿常肿得很厉害，拔麦子，她不能老站着或蹲着，索性就坐在地上往前拔，屁股因此被磨破，磨破了一层皮又一层，咬着牙她从不吭一声，我常想，是什么信念在支撑着我的妹妹？

结婚后按当地的习俗，妹妹作为儿媳妇得毕恭毕敬地服侍一大家子人。那年我去探她才知道，饭好了，她在家里得最后一个吃。全家吃饭时，她得先站在锅灶边随时给家里的每个人盛饭，其余人都在炕上盘腿做着吃。当然不用说，别人都吃饱了最后的一切收拾锅碗的活儿全是她的，看得出她是毫无怨言的。我为此惊呆了，我的妹妹怎么能这么逆来顺受呢？她过去在北京不是这样的！

原来在北京一点儿针线活儿都不会做的妹妹，没几年的功夫竟学会了使用缝纫机给全家老老小小做衣服，包括冬天全家人的棉衣棉裤。要不是亲眼看到、亲耳听说，我真难以置信！怪不得全村都夸妹妹是最好的媳妇。听老乡说她工分没少挣，做针线活都是在工余，有时是熬夜做啊!后来养了三个孩子，妹妹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没有人能理解她做着一切为的是什么？可她看上去并不痛苦，她还是北京姑娘吗？大家都疑惑了。

76年地震期间回北京见大赦出来的父亲

75年我父亲被大赦出来，因当时他的冤案还没有彻底平反，仍留在山西，不能总回家。

妹妹特别想见父亲，可是她孩子还小，想过两年再回京探望父亲吧。不想突然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妹妹不顾一切地跑回北京，她怕由于地震再也见不到父亲。父亲被铺时她才4岁，对父亲完全没有记忆，因此她一定要看看父亲，看看解放后给家里带来那么大莫名灾难的父亲，想跟父亲聊聊，讲讲她自己农村的生活。和父亲相见是在地震棚里，环境太差，她考虑以后还有机会的，没呆几天就匆匆返回内蒙，因那边还有那么小的三个孩子。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她见父亲是第一面，竟然也是最后一面。

后来，81年冤案获得彻底平反返回北京的父亲，每每提起妹妹，就老泪纵横，他总觉得女儿的不幸完全是他造成的。

倒在了她热爱的课堂上

知青渐渐都走光了以后，我妹妹这个北京初中毕业的学生，在当地就算是‘学问’高的人了，而且当年妹妹学习又好，在农村表现又好，且已结婚落户，当地人就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农民可不管什么出身，就看你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公社决定让她接任公社的小学教员，仍是工分制，不拿正式教员的工资。

至此，从66年算起，大概相隔近十年，妹妹又回到了课堂上。她在公社的小学校又一次焕发她那永不停息的奋斗劲儿。复式教学(一个班里的孩子分几个不同的年级)要花更多的精力，她为了农村的孩子能读书、读好书，想尽了各种办法，改进课堂教学，她把她的爱全部投给了周围农民的孩子，她的尽心尽力一次次地赢得大家的称赞，直到77年8月初的一天她正在给孩子们讲课，突然倒在了她热爱的课堂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敢肯定，她为尽快适应教学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一定是克扣了自己的休息和睡眠，透支了太多的健康。她肯定是累了，是上帝召唤她，休息休息吧。

公社卫生院马上进行抢救，一看不好，没气了，医院的汽车上还切开了气管，做应急人工输氧，但妹妹再也没有醒来，由于发病急，妹妹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可怜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永远没有了妈妈。

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妹妹唐喆到底死于什么病始终是个谜，没有肯定的医学结论(医生估计是心脑血管一类疾病)。人已经死了好几天了，由于是在盛夏，遗体难保不腐，她丈夫决定不再往北京运了，我弟弟替父母做主同意了，妹妹就永远安葬在她丈夫家的祖坟地里。

结语

至今，有谁能准确评说当年17岁未成年妹妹的选择是对，还是错？或许只能说她太愚、太傻，无奈啊，可怜啊！

妹妹她走了，我突然觉得是慈悲的上帝让她魂归故里北京了。要不是文革，要不是赤色思潮的裹挟，正常情况下，妹妹这么优秀的学生肯定要继续受教育到相当的高度，或许留学，然后顺理成章地干一种适合她的事业，她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她绝对不会在17岁到黄河河套地区的乌拉特前旗落户，也不会走那么一条知青谁也不能理解她的人生之路，这一切是谁之过？是谁让妹妹唐喆这么年轻、一切还才将开始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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