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白教授应该就是人人希望遇到的好医生吧，面对数十年职业生涯的各种挑战，如履薄冰地走出来……
有位朋友从美国来，因脖子上有几个结节，寝食不安。正好长辈中有认识马东白教授的，约好一起吃顿便餐，顺便让老教授看看。
我恰好在场，见证了这个过程。
马教授刚刚肺炎康复，谈吐儒雅朴实，带着淡淡的吴侬软语腔调。精神矍铄，不像八十二岁高龄。陌生病人遇到他，第一印象定然是十分亲切。
马教授先让这位女士坐好，自己立于其后，双手在她两侧脖子上缓缓移动，一面指挥病人不断做吞咽状，一面感知病情深浅，很快给出了结论，令我这位朋友十分信服。
马东白教授担任过上海医院院长、医院头颈外科主任、上海医科大学医学系副主任，给很多首长开过刀，他的各种荣誉自然很多。但如今网络上，几乎查不到什么关于他的新闻，不过，“好大夫网站”上，医院的主任，都会自豪地在简历里写上一句“曾是马东白教授的学生”。马东白23岁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院外科医生，76岁退休，至今业余时间还有一处门诊，外加不时需要给司法部门做专家鉴定——如今的他，还是很忙的。
席间，他不经意讲的几件往事，把大家都吸引住了，也大为感慨。年的夏天，37岁的马东白被派到青浦区某乡村给当地农民看病。
一天，卫生所来了位女患者，患巨大子宫肌瘤，伴严重贫血，队领导看后，决定给她手术切除。
他们找来了住在农民家的马东白，让他主刀。马东白恳切地说，“这么大的瘤，卫生所根本没有任何手术条件，做手术太危险了，医院吧！”队领导立即批评他：“放下你的臭架子，你要好好读《老三篇》，特别是学习白求恩那段。人家一个外国人，在炮火硝烟中都能做手术，我们这么幸福的和平年代，你还不能动刀？没有条件上，要学会创造条件上！”
队里年轻的妇科医生也附和道，“这个肿瘤，只要我们医生发扬主观能动性，完全可以切除”。
于是，马东白被迫将《老三篇》逐字逐句念过一遍，马上开始“创造条件”。
首先，他找来大木板做手术台，又找了块大白布，悬空搭在墙顶上。白布中间挖个洞，放了支一百支光的大灯泡。可是，点亮灯泡后，发现若手术，将会有医生的光影，投射在病人身上，妨碍手术视野。马东白无奈又去找了好多电筒，让助手们蹲在四个角落集中照射到患者腹部区域。
“无影灯”有了，接下来就是消毒问题。卫生院到处是泥灰地，怎么办？马东白想出了办法，他在地上撒了厚厚一层石灰粉，然后浇上水，等“呲呲”的热量散去，铺上蒲包，医生护士站上去，既不会有灰尘扬起，又能杀菌消毒。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卫生所居然连最基本的器械也没有。马东白只能设法，医院借，结果没有借到。回来又被造反派痛骂了一顿——“臭老九，不好好在农村改造思想，还想去露一手！”接下来就是满屋子的批判大字报……
但手术还是要做，医院借到一套基本的开腹器械。至于手术用的线，他再也不好意思借了，只得将就用卫生所的普通线。
第二天早上八点，那位力主手术的青年妇科医生主刀，马东白作为助手。可是，病人体质实在太差，麻醉不理想，药也推不进去了，马东白赶忙设法添加局部麻醉。等到打开病人的腹腔，除了看见特大的瘤之外，她的血管居然有手指那么粗。一贯立场坚定的妇科医生，当场就吓得退却了。马医生接过手术刀，他先用钳子钳住关键的几根血管，用线将血管扎好四圈，然后切断血管，一点一点地处理病情。直到下午三点，手术成功了。
术后，马东白被支走，仍回到小队农民家中，大瘤子则被放进宝塔糖透明大塑料罐里，给乡亲们四处展示《老三篇》在医务界的无穷威力。
以后，马医生又被叫去做了第二例巨大子宫肌瘤切除术，同样成功。
他多年后笑谈此事，说自己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已，“后来我恐怕再也不敢在当时条件下动这么大的手术。”马东白一生做过手术大大小小不少，其中难忘的是在云南那段时期。
当时，他与同事们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巡回医疗治病。马医生发现那里的人身体都还不错，没啥大毛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蛔虫病。
他说：“当年，要是我带了两吨‘驱蛔灵’去那里，也会很快被少数民族居民一抢而光的。”
而当地最常见的外科疾病是兔唇和疝气，“这可能跟族人世代内部通婚有关”。
病人们都围住马医生，请他治疗兔唇。可是队指导员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美容术，不准他做这类手术。
马教授看见那么多人哀求他的神色，被深深打动了。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男女，谁不想更漂亮，更英俊一点呢？
他苦思冥想，如有天助，他居然想出一条堂而皇之的理由：兔唇患者，因为咬手榴弹引绳不便，都是无法参军的。于是马医生从“提高警惕，保家卫国”的高度，劝服了指导员，他终于可以给云南少数民族乡亲们治疗了。
但更大的问题是：马医生几乎什么大小手术都会做，唯独没有学过兔唇修补术！
他利用休息时间，在纸上用圆规和直尺，反复设计，终于摸索出一条独创的手术方法。
消息传开了，乡亲们都赶来求治，由于以前没有治疗条件，所以兔唇患者大多已成年，可以在局麻下手术。马医生亲自给患者做双侧眶下神经阻滞麻醉，然后设计，做标记点，切除多余组织，分层修复缺损。术中用作眼科手术用的麦粒肿钳夹双侧上唇，所以手术整个过程都没有血。
术后，一位位纯朴的患者们醒来，看见自己俊俏的新模样，马上都乐得咧嘴大笑。糟糕！刚缝上的创口，眼看要有撕裂的危险……于是马医生赶快用胶布加固创口，同时没收了所有的随身小镜子，确保创口安全愈合。对于那些先天性股疝气患儿，都需要全身麻醉，马医生一队人，一无氧气，二无麻醉机。只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他和同事们截了一段装胶布的纸筒，套住患儿口鼻，小心翼翼将乙醚一点点滴入到适量。然后进行股疝气修补术。一个手术大约半个小时，一个接一个，手术均顺利，无一例有任何并发症。
我问马教授，这五十多年来，万余例手术中，他成功率有多少呢？马教授自豪的说：“如今已‘金盆洗手’。可以说我一辈子手术总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从未出过一次事故，从未损伤过一根不应损伤的神经或血管。因为我深知，作为一名外科医师，每次手术都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危机病人健康甚至生命。”
他接着又告诉我一个故事：“记得我有一次带研究生做手术，我做助手。手术很顺利，创口缝好后，中午已过，学生们都要我先下台去吃饭。但我有个习惯，一定要让麻醉师拔管，患者完全清醒后，我才离开手术台。我没有走，而是在观察，我发现引流管有血块堵塞，认为创口有出血可能。于是我立即拆开缝线，果然有一小动脉因结扎线滑脱而出血。因及时处理，而避免了一次事故。类似的情况，经历过多次，不能一一列举。上面那件事，给那位主刀的研究生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育。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外科专家。”我好奇地问：“马教授，您叫马东白，可是以前是东方红，这个名字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
马医生笑了：“六六年‘文革’刚开始，造反派特别厉害，各地知识分子跳楼的很多。他们来找我，命令我立即改掉我这个‘反动透顶’的名字，否则就斗死我。我反问他们：‘马克思的马字能改么，毛泽东的东字能改么？’他们都说不能改，但是要我改掉‘白’字。我又问，大家学习的《老三篇》里，白求恩的白字能改么？我说，我是医生，我的‘白’是永远学习白求恩的意思，我坚决不改！”后来这些红卫兵闯将们竟哑口无言地走了。
其实，这个名字的来历是，马医生出生时，马爷爷在书房等了很久，直到天亮终于生下来时，爷爷正好读到苏轼的《前赤壁赋》最后一句，欣然给孙子起了这个名字。不过“不知东方之既白”——这个典故，那个时代的青年绝大多数是不会懂的。
话题转到目前的医患矛盾，马教授叹了口气。医院和医生，真不应该想着“盖房子，挂牌子，登报纸，捞票子”，而是应该多帮助可怜的病人，以病人的康复，作为自己的快乐。他说，当年甚至遇到患者跪在地上送红包，他实在推不掉，为了让家属安心，他暂且收下，统统放在一个抽屉里，手术后再还给患者。
盘盏交替之间，马教授和我们一问一答，时间过得飞快。送走老教授，我匆匆回来，记下了这些从未发表过，甚至很少有人记得的珍贵故事。西方医学界常说：“好的外科医生，要兼有老鹰的眼，狮子的心以及绣花女的手。”马东白教授，兼具上述三条，还拥有着金子般闪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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