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 晚清来华西人推介利用医疗手段可以改变面容、骨骼的整形术，立即成为各大报刊 19世纪末，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用新式机器越来越普遍，工人操作失误而导致肢体受到伤害，于是借助整形术处理创伤，也引起媒体的不断报道。如年2月19日《申报》第一版“虹口锁闻”报道，粤东人扬兴良右足因不慎被机器刮伤，受腐烂之苦已有五年。医院救治，“西医生文君察得足骨已朽，不能告痊。巧嗅以哥罗方使之迷闷，然后出利锯截之，敷以刀奎迨愈后以假足续之，使得照常行动”[3]。同年8月4日《申报》报道新闸迤北江苏药水厂司机工韩怀甫被机器轧去左臂及右足，“医院求医。院中医士曹君验得臂骨虽断，尚可接连”[4]。另一例工伤截肢，“江北小工赵青青至浦东某火油船搬运火油，一失足从舱顶坠下，身受重伤，腿骨折断。医院求治。院主文医生验得其足虽以治愈，务须锯下再装义足云”[5]。医院外，医院也有此类手术，“考义手足之制创自西医，医院皆能奏效”[6]。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战争中伤及肢体而接受截肢手术者也时常见诸报端。年4月25日《申报》刊登来自烟台红十字会医生陶司惠的书信，讲述此间勇丁受伤住院者人，除4人无法医治死亡外，大多已医痊回籍，惟有27人未回，大都须装假腿假臂[7]。
因生理缺陷而求助于西医的整容术，在19世纪70年代报刊有报道。年《教会新报》刊登“医院上年医治内外各症清单”，记载“补缺耳，女四，愈”[8]。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国面部整形手术报道中较典型的案例是年8月30日《申报》报道一位在李鸿章府上办事者的修补兔唇案例。患者为李之同乡，患有先天的兔唇。他亲自目睹西医为李鸿章夫人治愈危疾，惊叹西医之神技，并询问医士能否弥补其口唇缺陷。医士给予他肯定的回答后，他决定忍受疼痛进行手术。西医拿出一银针洞穿其颊，“用小刀削破两旁，去掉赘肉，其时热血淋漓。医士急凑两唇，使之符合，用一铜片夹之，然后以银丝从两旁缝好，敷以药布”。手术完毕后，西医告诫他：“注意勿疾声，勿狂笑，忌食硬物，过八日后自无妨碍。”[9]《申报》在报道时冠以“西医神技”标题，显然对补救残缺身体的西医整容术高超技艺之赞誉溢于言表。
通过外科手术，依据当事人个人喜好调整形态的整形术兴起于何时，尚难肯定。不过从中文媒体报道看，应在中国的晚清已经出现，最早在海外，19世纪八九十年代刊行的《点石斋画报》图文并茂刊登美国女子“削鼻求艳”事[10]。另一则刊登在年5月5日《申报》题为“毁体修容”报道：“法国巴黎府有某外科以为老妇修容起家，家资巨万。其法在老妇耳际割开将皮切去一条，然后将面皮绷紧密线缝之，则面上皱纹悉平，宛如妙龄女子，老妇至此只有忍痛而已。嘻，异哉。”文中还介绍当时盛行的其他修容术：“如英法女子涂面用龙脑，按龙脑一物，涂之面色转白，然后以胭脂水抹两腮及眼眶，色艳如蔷薇含露未干……又用刖拉动拉毒药注于眼内，则银海生光，秋波欲活。”[11]
中文媒体报道这些海外整形整容事例，无外乎是告诉中国人，通过手术可以改变自身的残缺部分。据年12月21日《申报》第一版报道一位“沪上某缫丝厂督工者，英国女郎也”，“一日行近机轮之侧，轮疾转如飞，乌割去面之半，血肉狼籍，痛极昏沉，急延某医视之”，随即采用种皮术，“迨兼旬而花容月貌，光艳益胜于前矣”[12]。
中国女性尝试近代整容术案例，较早报道为年1月11日《大公报》上刊登美国面部整容女医生吉凌汉在上海开展的妇女美容新法，并强调：“医愈以上各病，除洋人不计外，华人已数千人，效验大著。”[13]
报道中提及的美国女医生吉凌汉，在清末杰出的报业经营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汪康年所撰笔记中亦有相关记载：“近有欧妇名吉凌汉者，初至上海，自言能为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污者洁之，疵点者删之，麻陷者填之。”[14]
近代整形术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主要限于对身体先天或后天不幸有残疾的人进行修补，进而引发国人对身体美的新认识，一些人从追求身体美的价值角度出发也借助整形术重塑身体美。
2近代医学整形技术引发的论争
来华西人推介可以改变面容、骨骼的整形术，在晚清文人中引发讨论身体这个普遍性问题。他们借用中医的气血论对西方外科种皮新法作进一步诠释，认为西人种皮术以新皮乘热血补贴受损之处的手法并不新奇，中国古代即有之，“廷杖，有皮肉脱落者，急以生羊之皮贴之，乘其血热，每多粘成一片，此说见于志乘。殆可谓之种皮，惟所种之皮取之于他物，非取之于人身也”。但这一种皮手法没有被传承下来，“中国医人习于成见而不肯深思其故……不敢创立良法，坐视其患而不之救，遂让西人以独步耳”[15]。这一诠释无非是说中国人开创了种皮术，为自己找到了心理安慰。
晚清报刊报道西医截肢补肢外科手术，士大夫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义”、“仁”进行解读，“战阵之士伤及肢体，医师去其真，续以假者，如君臣朋友之以义合”，用“义合”解释假肢与身体的关系，又说“古人于手足痿痺之疾，号为不仁”，“失其自然而尽所宜然，是以义补仁之不足，此其所以名为义，不名为仁也”。是以“义”（即假肢）补“不仁”（伤残之肢体），“至于截真续假之技，在今日为西医所独擅，其实中国古时之医技皆神通”，并推测此技术在三国时华陀即可为之，“所可惜者曹操杀华佗，其书付之一炬，至今剖割之法，中国不传而西医独得”[6]。儒家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没有“仁”，人就不能成为真正的人。“仁”形成于心，而完成于身。“仁”作为能力的美德和行为的愿望由个人尽心尽力地实现，从而使得心和身都有了联系。诚然，残缺的身体是无法去实现作为最高道德境界的“仁”。这就不难发现晚清士大夫对西医截肢补肢整形术的包容和接受。
晚清文人认为西妇种皮和西医截肢接肢中国古代亦有，是对父母所授之发肤受到损毁后的补全，符合中国伦理道德观。“泰西医学兴于近两百年，近且国手如林，日精一日，视剖腹截肢为常技，人遂谓其独擅外科。夫西医之于外科诚神妙不可思议矣……余如装假目，镶义足，续断臂，制伪鼻，补缺臂，积其技术之奇，直足使造化弥缺憾。外科之妙，夫岂青囊一卷所能尽其精微哉。”[12]
伴随医学科技发展而来的整形整容，引发了一场身体改造与伦理道德观念的讨论。晚清文人认为以追求美而“毁体修容”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背道而驰，医学科技的发展应该有其道德价值导向。年5月5日《申报》的“毁体修容”报道中尽管讲述的是刚刚兴起于法国巴黎的外科面部整容手术，但足以撼动长久以来认为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传统道德观念。此报道引起晚清文人的焦虑，他们对人为的毁体修容做法抱以强烈抵触情绪。旋于当年5月26日《申报》第一版登载长篇时评，“各国女子之修饰趋时，更有奇奇怪怪者……用刖拉动拉毒药注于眼内，则银海生光，秋波欲活，然注多则瞽其目，女子亦不顾其害也”。作者不加分析地指责注射整容术所用的药物为“毒药”，强调这种毁体修容不适合中国女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之为道无分男女，固不敢毁伤身体发肤。女亦岂能毁伤身体发肤？”整容实属“冶容诲淫”，有违“三从四德”古训，“夫冶容者，其心未必淫也。然人或因其容色之美而图陷于淫焉，是不啻诲淫矣”。作者特别强调女性整容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危害，“妇有四德，容居其一……妇容云者只容正修洁而已，以端庄为容，非以妖冶为容，况容色之美恶判于生质，使必以妖冶为容，将嫫母无艳”[16]。透露了男性士人对女性整容的扭曲心态，他们承认整容能产生美丽，但又认为美丽会诱导他人陷于道德败坏之境地。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身体观是身心一体，“身”不单是生物学上的形躯之身，更多时候实为生命、人格的另一种表述。中国传统社会通过伦理道德规范身体观念，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为孝道之遗训。“三从四德”是我国古来对女子的一种箴训，女子被教导应在人本质基本是善的审美规范下改善她们的道德特质，才算是贤妇。显然，西方妇女为了追求美的毁容修体做法是对中国传统妇容观的扭曲，故论者多以“诲淫”、“不孝”、“冶容”、“争媚而取怜”等明显带否定倾向的词，以表达受教于儒家孝义的士大夫们对整容的态度，他们毫不掩饰对毁体修容给予完全否定和道德谴责。
3以医学整形技术塑造身体美的观念被接受
近代整形整容术在中国的推介及对社会的影响，已超越生理上的意涵，由此衍生的身体新观念，我们甚至可以用“身体改革”来表述。“一般来说，在新旧交换的历史时期，是人们个性发挥最充分的时期。”[17]正是在这新旧时代激荡的大环境下，向来被禁锢的女性身体借此契机被动或主动迈入新时代。
中国文人对近代面部整容术的猛烈抨击并不能完全抑制女性爱美的心，抵挡不住美容诱惑的晚清女性开始尝食禁果。年《大公报》介绍美国面部整容女医生吉凌汉在上海施行美容新法，大受达官富商及其眷属的欢迎，“各省有不远千万里来者，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近有北京显宦暨奉天富商敦请医治内眷，今已医愈”。该女医专治面部各病，“诚有返老为少、化媸为妍之妙术”[13]。然而，美国面部整容女医生收费不菲，据汪康年回忆道：“初时每人不过二三百金，后至千余金”，“闻价格颇巨，余意此恐无人过问，或侨留之西人耳”。但事实上，“凡官场及大商家阔买办之少女宠妾，就请修治者不少”，吉凌汉获利颇丰，“而力能求治者已尽倾箧而去。吉乃复思行其道于京，闻所携药料至三巨箧。至京住卧车饭店（俗名六国饭店），前一星期休息未出，第二星期已得八百金”。汪康年[14]严厉指责世人：“此第发轫之始耳，以后贵冑名族联翩而至，不知又将括吾国金若干以去。噫，吾不解吾国人之金钱何若此之多也，亦可谓无心肝至者矣。”尽管此时的西方面部整容术遭受时人抨击，毕竟已经在突破了儒家伦理观念束缚妇女的藩篱，为清末上层人士所接受。自此，近代整容术已开始被晚清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享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整容术大约已有所推广。据年统计，我国女性舶来品耗资巨大的刊文，强调其中“如麻醉剂然，直使受者不觉其能使人窒息与死亡之危险也”[18]。美容方法在年《中国卫生杂志》中也有介绍，“皮肤细胞中的色素分解，因之发生洁白。对此目的，亚砒酸的内服有相当的效力”[19]。年《女子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妇容论”披露：“有许多女子——名为有新知识的女子——她的容色是不再专给丈夫欣赏玩弄了。可是她们对于容色服饰的注意，却比较以前有过之无不及，除却原来的国产修饰方法之外，还采用一切可能的外国修饰方法。”[20]诚然，不难推测女性为了取悦男人会在脸部下大功夫进而采取整容手段。
20世纪40年代，中国整容术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整容院里所做的手术最多的是：改双眼皮、改正斜视眼、坍眼、施高鼻术、补疮疤、改正耳形、面廓等，间也有做酒窝、改厚嘴唇为薄嘴唇、割狐臭等。”整容院能做的项目从其发达程度来推测女性对精致美的追求可想而知。为招揽生意公然将大批影剧从业员顾客范本进行展示，“整容院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高挂着的手术前及手术后的二种不同面容的照片。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我们都能够熟悉，并且可以指出他们的姓名来，那大多是一些影剧从业人员，或者是女的歌手”[21]。面部整容术已超脱传统伦理的桎梏，国人对此习以为常。在无所不能的科技下，只要消费者有决心和意志，整容院可借科技之力为之服务，达到将自己的身体改造得更美观的目标。整容技术已能客观地定义女性美、改造女性的身体，为近代中国创造了新的审美观和美的标准。
4结语
近代整形整容是医学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是人类在美的追求和提升身体价值而进行的一种探索活动，由此也引发医学科技与道德价值关系的讨论。整形整容术的推广必然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助推道德领域产生一些新的道德观念及由此带来一些新的道德问题。近代医学科技和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在冲突中交融，伦理道德观念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进而影响和引导医学科技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道德观念的提升对医学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则更为明显。如今整形整容下移至平民，难以定论受术者伦理态度、道德观念、价值信仰是非对错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不能用当事者个人的道德品行来解释。事实上，当下整形整容问题是时代、社会、人类发展问题的一个微小的呈现，还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地探索和思考。
[1]佚名.做假身体新闻[N].教会新报，-02-13（3）.
[2]葛元煦.沪游杂记:第3卷[M].年（光绪二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7.
[3]佚名.虹口锁闻[N].申报，-02-19(9).
[4]佚名.截足[N].申报，-08-04(3).
[5]佚名.医院纪闻[N].申报，-04-02(3).
[6]佚名.义手足说[N].申报，-04-25(1).
[7]佚名.医院述闻[N].申报，-04-25(1).
[8]佚名.医院上年医治内外各症清单[M]//教会新报：第6卷.影印本.台北：华文书局,:.
[9]佚名.西医神技[N].申报，-08-30(2).
[10]金蟾香.削鼻求艳[M]//点石斋画报:第4集：礼五.影印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33.
[11]佚名.毁体修容[N].申报,-05-05(2).
[12]佚名.观昨日申报赴章纪美医尼氏为人接耳事推广言之[N].申报,-12-21(1).
[13]佚名.大美国面部专科女医士吉凌汉道经天津广告[N].大公报,-01-11(5).
[14]汪康年.汪穰卿先生笔记：第2卷：杂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23-24.
[15]佚名.论种皮[N].申报，-12-05(1).
[16]佚名.阅本报纪毁体修容事系之以论[N].申报，-05-26(1).
[17]李喜所.民国初年生活观念和习俗的变迁[M]//薛君度,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社英.女界犹提倡外货之可慨[J].妇女共鸣,(5):1.
[19]明霞.怎样美容[J].中国卫生杂志,(2):-.
[20]张亦庵.妇容论[J].女子月刊,(3):61-62.
[21]陆以真.化丑为妍的整容院[J].妇女,(2):23-24.
原文题目“近代医学整形技术引发的身体观念变迁”，载于《医学与哲学》年第37卷第9A期（总第期），第90页-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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