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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新城雏形
自三国吴黄武五年（公元年）新城建县以来，查阅有关历史记载，都没有具体的描述，以至于出现“有县无城”的说法。然而，古新登县《道光志》系引“祥符图经”及南宋《咸淳临安志》所载：“旧城在县东南三百步，周三百丈。相传，唐徐敬业起兵时筑”。
按此记载，当时的县衙属地应在杜稜建立的东安城府邸“东南三百步”。那时的新城属乡间小镇，但仍有集镇所在。其具体位置，用古时的丈量规制计算，一步为鲁班五尺，鲁班一尺为今二十八公分，三百步即现今的余米。新城县衙应在以小东门为中心的大东门与南门头之间，杜稜后来所筑的城区，当时还是一片古树林立的小山丘。徐敬业起兵时，人们就在集镇周围构筑了城墙和城楼，成为历史上的雏形故新城。然而，构筑的新城到底是防止徐敬业领兵袭扰；抑或当时的新城为徐敬业的势力范围，徐敬业起兵时令其下属所筑，就不得而知了。
据有关记载，先前，当地人们与外界的交通全靠水路，新城出南门就是渡口，故曰南津。明朝以前，所有船只可以直达现今的新城南门头，此地，今人仍称下溪埠。葛溪在当时的江面十分宽阔，现今的大小东门位置，原是松、葛双溪汇流至鼍江水道的天然避水摆头，其地势也比其它地方要略高，为防洪水肆虐，集镇外围的鼍江沙滩旁缘，人们种植了适宜水中生长的枸树和柳树林，还开垦沙滩种植桑柘。
晚唐著名诗人方干（？—年）也曾于某年盛夏来过故新城，为官清廉的时任新城蔡县令，十分仰慕方干的文采，不但没歧视面相上有生理缺陷（兔唇）的诗人，还热情款待了他，并亲自陪同其登上新城城楼品茶饮酒，博览山水。在方干的心目中，蔡县令是位堪比东汉安帝时的太尉杨震（？-）。方干与蔡县令对坐在城楼上，酒过三巡后触景生情，就信口赠诗一首于蔡县令：“杨震东来是宦游，政成登此自销忧。草中白道穿村去，树里清溪照郭流。纵目四山宜永日，开襟六月似高秋。不知县籍添新户，但见川原桑柘稠。”
由此可知，唐故城是在离江面不远的地方，由于鼍江每年都要洪水泛滥，唐故城只能设立在大小东门及城隍山的斜坡上。宋咸淳志新登县境图标示的“新城铺”位置，也确实在现今的大小东门和南门间的旁缘，其间还有一条道路通向过岸滩方向，该道乃是小东门到过岸滩道路的前身。
公元年，钱鏐命令杜稜筑东安城，杜稜率军民将城隍山、秀山、黄山等高丘挖土填壑，平整扩大城区，城墙和环城濠刚好波及唐故城一带，为扩展视野，城外围可能存在的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城墙城濠竣工后不久，这里就出现了数次大规模的抗击杨行密所部攻城战斗。至此，唐故城完全毁失，再加上明朝嘉靖年间，范县令对城墙和城河又进行了一次彻底翻修，唐故城毫无踪迹，乃是情理中事。
二、东安故城
唐末天下大乱，皇帝为安抚天下，安禄山、史思明等的叛乱降将、内地军将、地方长官都被委任为节度使，因而形成了地方藩镇割据，导致军阀混战。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为扩张势力，屡次兴兵进犯两浙。专谋自保的吴越王钱鏐，为防止淮南军侵袭，于唐大顺二年（年）秋七月，命令东安都将杜稜兴建东安城，以加固临安王府侧翼，保全府都杭州。
为此，当地有这样一则传说：为防止外敌进犯，皇帝口谕杜太师立即在新城构筑七十里路方圆的城防！传谕使者披星戴月，快马加鞭的一阵奔袭，情急之中竟然将七十里路方圆误记成七里路方圆，因此，新城就成了一座小城。
杜稜受命筑东安城后，立即物色了一批精通易经风水和孙子兵法的贤才，详细勘察了新城的地形，并考虑到城遭久困，城内生活自给问题，于是，就将城墙圈住了鹁鸪（凤凰）、孤浦、假山（秀山）、一峰、多福（黄山）、沧泉、宝珠、冬青、杜墓等九座山凸制高点。因此，城内地势高低不等，“除县衙和多福寺外，俱为农居，间有田土”。据当地耄耋老人说，今城北隅外的大坟山，马家山及谭山，也在当时的城郭之中。其实，九凸中的杜墓，就是大坟山，并非杜稜归葬的松木场旁之杜墓山，那是因为新登方言“大”，发音同“杜”,所以才讹为杜墓山。至于马家山与白塔山以及谭山就无法与故山名对应了。
如此的规划，杜太师主要考虑到“筑城凿濠引新堰水注之，缘堰去城八里，水不得达。”在这等情况下，战争期间，另外还可利用永淳元年（年）开浚的官塘、城区九澳水源，将库水十分便捷地导入城濠，来灌满城周的壕沟，进一步起到护城作用。平时也可利用这些库水来灌溉城内外粮田。
规划图样制定后，为加快筑城步伐，杜稜采用军民共建的方针，广泛纠集工匠，发动民众，军民共同采集砖石、砌基、筑墙、掘濠、挖土填壑、烧饭送水……经过军民艰苦努力，城垣于次年夏四月就宣告竣工，历时约十个月。
杜稜领兵所筑的东安城，后人称之为“杜稜城”又名“东安罗城”，城周长为二千五百七十一步，以鲁班五尺为一步计算，相近于今米，与当地的传说也恰好相符；城高二丈三尺，相当于现今的6.5米。其中有城门四座，东门名谓“熙春”又曰“富春”；南门称之“太平”，另名“新镇”；西门言呼“顺成”，别号“桐江”；北门道其“宁海”，又称“祠堂”。
就在东安城建立不到三年的唐昭宗乾宁二年（年），淮南军杨行密所部就大举进攻两浙，周边县镇的几个要塞已被打得一败涂地。就如罗隐所撰的《东安镇新筑罗城记》所述：“紫溪窜、堡城火、建宁不守、静江无将。奔我而活者，四镇之生聚焉！”罗隐在文章中还盛赞杜稜指挥的东安城保卫战：“行密简安仁义之精锐，分田頵、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东安城，楼橹翔空，矢石交迸……我军凭其城，毙敌将士于城下者，其数盈千，濠塞堑湮。自是，群寇不复有图南之意。”
由此可知，东安故城的建立，东安保卫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东安城在防御敌人进犯，同时也在捍卫吴越国都城杭州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明古城
东安城建立后，因战争及风雨侵蚀，城垣逐年毁损。于宋天禧五年（年）对城墙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到明天顺五年（年），东安城墙已是“城圮久，濠隍。”郡守吴濬来到新城，就规划筑塔山堰，引葛溪水导入城濠，解决了城周的农田灌溉及居民用水问题。但城墙仍“不足以限出入”。
明嘉靖年间，皇帝沉湎于修道，多年不理朝政，国库空虚。此时，倭寇大举进犯东南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无奈之下，嘉靖帝只得上朝议政，“空口打哇哇”地下令各地筑城防御。新登县令范永龄自觉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此时任松江知府的邑人方廉，筑城抗击倭寇已成了百姓称颂的风云人物，于是，范县令就发出书信，请求方廉出谋划策。
范知县根据方廉的指导,“劝谕士民量助砖石”；同时抛出口风，凡是家境富裕，有一定田产的，不愿自觉捐资的话，将稽查其税务，因此，“风动巨室，愿以资助者一千四百八十有奇。”另外，还对轻度违法犯罪者，采用处以赎金保释的方法，共筹募到千文为串的数千串铜钱。
更有乐善好施的湘河望族郎益，为抗倭寇，毅然捐巨资助筑新登古城墙。郎益去世后，工部右侍郎方廉为他撰写了墓志铭，墓志开场白就写道：“公居家富而好施，屡承邑令以礼恳谕，欣然输粟赈贷，捐金筑城，甚为缙绅崇望……”古墓在湘河幽兰山，至今保存尚好，墓志字迹清晰明了，四周及墓门灶墙都是精雕图案的青石板扣砌而成。
古新登县《万历志》载：“嘉靖三十四年，倭寇侵浙，邑人方廉谋于县令范永龄重筑，城周六百余丈，为四门，沿城有濠，距门有桥，门各有楼……城高二丈，间为暴客所乘，万历三年，知县温朝祚筑塞垛口，另加女墙，以资防守。”
四座城门分别是：东曰“元始”、南“亨通”、西“利遂”、北“贞城”。其中“旧东门二，塞其一”。万历元年（），方廉出资，重开旧东门，因是偏东门，又名小东门，谓之“昭阳门”《新登县（民国志）》载：“城楼凡五，各门皆有敌楼，今城筑于嘉靖间。”
明古城是范县令在杜稜所筑的东安罗城基础上，缩改依山修筑而成的。这次所筑的城墙周长约为米，较“杜稜城”周长要短一半多，城墙主体多由较大的方解石垒砌而成，上有方块青砖建造的雉堞五百七十堵，内有女墙，城周还有护城河，河水从葛溪位于塔山地段的吴衙坝引入。
自明古城建立以来，古城墙、城河在历次战争中都起到了森严壁垒的特殊防御作用，除此之外，城河还可以常年灌溉城周农田，供应城内外居民的生活用水，成为新城人们的生活命脉。
新城位于松葛二溪环抱的河谷盆地，屹立在盆地中心的五座丘阜，在古城墙的衬托下，犹如“一朵莲花耸碧霄，二水襟带万山朝。”
四、饱经沧桑的古新城
新城，这座弹丸小镇，上通临安到安徽的宣、歙，左右严、杭为侧翼；并有水路从鼍江入富春江，直奔钱塘，溯桐江，抵睦州。自置县至今的一千七百八十多年历史来看，一直是浙西水陆要塞，兵家必争之地。
据《新登县.道光志》等记载，故新城在雏形时期的南齐永明三年（年），有一批设法改户籍免劳役的人被查后，被朝廷发配苦役，富阳人唐寓之愤怒不屈，纠集了四百多同党举旗起义，一举攻占了新城，没收衙门及富户的所有钱财，广集粮草作军饷，一时间，四方流民纷纷响应，很快就聚众数万人，克桐庐，卷富阳，下钱塘……唐寓之称帝钱塘后，将策源地新城的县衙改封为太子宫，再建天子宫，不久，起义军被朝廷剿灭，新城重设县衙。
南梁太清三年（年），北魏大将侯景反叛作乱，派部将宋子仙攻打新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新城百姓十室九空，禽畜全无，百姓哀哉。
唐昭宗乾宁二年（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令属下安仁义、田頵、陶雅、金威等部将，率数万兵马围攻新城。杜稜凭借自己在三年前号召军民共建的东安城，居高临下，随机应变，矢石交迸，“毙敌于城下者无算，淮南兵百万攻之不下。”溃退后不敢再有“捣吴越之腹心钱塘”的意念。
宋方腊起义军于徽宗宣和二年（年）十二月，前来攻打新城前夕，据传陆路兵马从南津双庙白峰岭而来，绕道到湘主炉头扎营设炉打造兵器，水路由其妹妹百花公主在窄溪将台山举行誓师仪式，正欲攻城之时，守城乡兵头包青巾插竹叶作标识，从松溪广利庙突袭敌阵，方腊所部怀疑是在与神兵对阵，丢尸千具而溃退，新城未及损毁。
元至正廿四年（年），曾协助陈友谅夹攻金陵朱元璋的吴王张士诚，驻军三溪口，被李文忠属下何世明、民团陆原俊所部击败后，次年，张士诚又派遣司徒李伯升率二十万大军攻新城，李文忠派智勇双全的部将朱亮祖与守城军内外夹击，毙敌数万，葛溪水尽显红色，李柏升部溃败离去。
明正统年间，朝廷为剿灭福建义军邓茂七、叶宗留，派遣十万大军取道新城，为免大军所到之处，十室九空的局面，退休教谕共和村人罗寿，在大军扎营休整期间，挺身为他们开放官贮粮草，使新城人们免遭一次兵祸。
清顺治二年（年），和硕豫亲王多铎领兵南下肃清明末残余，权相马士英残部方国安一度窜入新城，占据县衙，奸淫掳掠，火烧民宅，无恶不作，尤其是古城学府新登中学属地，学者及其家属受害十分惨重。
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太平军三次攻克新城，新登人们头上天灾人祸齐至，饿殍者遍野，可食之野草也殆尽，甚至人食人无所畏忌，全县十万民众幸存近万。尤其是同治二年二月，清军与太平军决战期间，清军赖锡光、魏喻义部与太平军听王、归王二部激战，清军被迫退踞城内死守。太平军三部合围，用火箭喷筒迸射，霎时，城上城下火光熊熊，全城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北隅城墙较长段被毁，古城几乎成为灰烬。这也是新登历史上毁灭性最大的一场灾祸。
清末，松溪官山道士黄清风起义，打算首先攻打的也是新城；北伐军与北洋军（俗称北佬）也曾有过争夺新城之战。
五、保护古城墙城河任重道远
历史上的新登古城墙、城河，因战争的需要，曾作过多次整修，就是清末“洪杨之役”后的的同治二年，灾难深重的新登人们还不忘开浚被战火壅塞的城河，并申请上级拨款修缮城墙。光绪二十五年，县令关钟衡修复了北隅城墙的毁损。新城古城墙、城河，为保障当地百姓的安宁，起到过无可替代的作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城河水还是新城人们的生活命脉。从古到今，各界新城首领，都将开浚城河，保障城河清洁为己任，几乎隔年都要清理一次城河。
随着历史的发展，枪炮替代了刀矛弓箭，城墙在战争中已无法阻挡部队前进的步伐。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经常派飞机来轰炸新城，城墙、城河似乎成了人们逃难的障碍，被日机炸毁的城墙缺口反倒便捷了百姓疏散，于是，驻新登的国民党军和新登县政府就决定将城楼和雉堞、女墙全部拆除，在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下，留住了西门城楼。年，国民党79师换防到新城，就利用古城墙的大方块青砖构筑碉堡，到抗战胜利时，新城古城墙就矮了近一米。
十年动乱期间，有些人以“破四旧”为幌子，在城墙脚外围占地搭建棚屋，肆意将城墙砖石拆去建房，如此就引得一些人效仿，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撬拆城墙的方块石，运到别处去建私房打墙脚，也无人敢去问津。短短几年，新登古城的西北、东北的二段城墙，被撬得满目疮痍。逐渐的，城墙脚周围的城河内侧，便有了许多居民住户。更有甚者，为推扩私宅道地，擅自将近城墙一侧的城河石坎向外挪移，进一步缩窄了城河宽度，并在城河上铺设路道，乃至用水泥预制板抑或钢筋水泥现浇来封盖城河，以此借城河面上的空间为自家道地。
拨乱反正后，有关部门及时制止了拆城墙歪风。
年，富阳市人民政府将新登古城墙城河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后，政府多次拨款责成有关部门维修管理，而今，城垣环圈基本完整，可惜的是五门均无城楼，石块城墙之上没有了雉堞和女墙。
近几年来，随着对保护古文化建设的进一步重视，新登古城的历史意义和文物价值绝非一般。一千一百多年的古城，至今仍基本保存完整的，这在全省，连同新登就二处，因此，新登镇领导加强了对古城墙、城河的管理力度，会同新登中学，修复了残缺的古城墙，控制住在城墙脚周围的建房趋势，前几年对古城河进行过一次较大范围的开浚，现在，每天都派有专人在清理河道垃圾……随着自来水的普及，城河在日常生活中已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住户及建筑单位把城河当排污水道，借用城河河面为道地以及进行商业活动的趋势又有抬头，城河污染日趋严重。大力保护新登古城墙、城河的警钟正在进一步敲响。
“千年古镇，罗隐故里”的人们，为有这座古城而自豪。但是，如何更好的利用古城文化，保护好这座历史遗迹，仍任重而道远。
已故乡土作家罗益平先生旧作
本文由罗益平先生女儿靓靓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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